揭示生命奥祕、开启基因革命的科学巨人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 Watson）逝世，终年97岁。这位美国生物学家于1953年与英国科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二十世纪最具划时代的科学突破之一，为遗传学、医学、刑事鑑证以至伦理学带来深远影响。

▲揭示生命奥祕、开启基因革命的科学巨人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 Watson）逝世，终年97岁。美联社

24岁震撼科学界　奠定现代遗传学基础

华生出生于芝加哥，自小聪颖过人，15岁入读芝加哥大学，19岁毕业，23岁取得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他赴剑桥大学从事研究，与克里克一拍即合，两人借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X光绕射资料，构建出DNA双螺旋模型——两条分子链如同扭转的梯子，完美解释遗传资讯如何储存与複制。

这项发现迅速改写生物学历史，并在1962年为华生、克里克与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赢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DNA的双螺旋结构自此成为科学象征，甚至出现在艺术与邮票之中。

推动人类基因组计划　开启“基因时代”

此后，华生虽再无同等重量的实验发现，但他撰写的教科书及畅销回忆录《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深具影响力，亦在哈佛大学及纽约冷泉港实验室担任要职，推动分子生物学及癌症研究。1988年至1992年间，他领导美国政府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为绘制人类遗传蓝图奠下基础。

华生曾坦言，他支持基因研究亦出于私人动机——其子鲁弗斯被怀疑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希望透过了解DNA结构找到治疗之道。

后半生言论惹争议　声誉蒙阴影

然而，这位“DNA之父”的晚年备受争议。2007年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被引述称，非洲人的智力“不及白人”，引发国际哗然。虽然他其后道歉，但仍被冷泉港实验室停职并被迫退休。2019年纪录片中他再度重申同样观点，最终被实验室褫夺所有荣誉职衔。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前院长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直言，华生的言论“深具伤害性，也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除种族议题外，华生亦多次发表被指性别歧视或偏激的言论，令其晚年声誉蒙上阴影。

“我不需要以我命名的大楼，我已有双螺旋”

尽管如此，华生对科学的影响无可抹灭。他与克里克的发现，被冷泉港实验室总裁斯蒂尔曼（Bruce Stillman）形容为“与达尔文进化论、孟德尔遗传定律并列，生物学史上三大里程碑”。华生生前曾自嘲说：“我不需要一座以我命名的大楼，因为我已有双螺旋。”

他于本周四（6日）在纽约的临终护理中心辞世，死于短暂病患。其子邓肯表示，父亲“直到最后一刻仍为减轻人类疾病而努力”。

这位毕生致力解码生命之谜的先驱，曾于2014年以破纪录470万美元拍卖诺贝尔奖章，最终由买家归还。随着克里克与威尔金斯于2004年相继离世，DNA结构发现三巨头的时代正式落幕，留给世人不仅是扭转现代医学的科学遗产，还有对科学伦理永恒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