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朝鲜是唯一一个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严重粮食短缺和饥荒的国家。但对比其他食物短缺严重的国家，朝鲜的国民人均收入却相对较高。换句话说，朝鲜是理解当代世界食物短缺问题的一个独特案例。
  尽管朝鲜的经济和社会在90年代遭受重创，且经济至今仍未恢复，但自90年代「苦难的行军”（朝鲜饥荒）以来，朝鲜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准有所提高。1990年，朝鲜人均寿命达到70岁左右。即便如此，朝鲜似乎总是在艰难地养活其人口。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食物短缺和饥荒还没过去多久，新冠疫情期间，有报道称该国可能再次出现严重的食物短缺，之前的食物短缺已经严重到迫使朝鲜政府向韩国和美国求助。对于一个以自力更生为核心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无法建立自己的食物生产体系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主流分析人士经常将1990年代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归咎于社会主义或非市场制度。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前署长安德鲁•纳齐奥斯出版了一本名为《朝鲜大饥荒》的书。他认为朝鲜粮食系统几乎每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包括集体农业中所谓的不正当激励以及僵化的苏联式公共粮食分配系统等。纳齐奥斯强调，大饥荒期间公共粮食分配系统的崩溃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并认为私有市场和家庭农业的兴起才是正确的出路，将责任归咎于社会化的平等分配制度并不准确。
  1990年以前的朝鲜经济与农业
  朝鲜的农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取得了成功。
  1961年至1980年间，朝鲜的谷物产量年均增长4.8%，但在1980年代，其年增长率仅为0.8%。然而，粮食产量的停滞与后来的粮食短缺和饥饿状况完全不同。实际上，在此期间，朝鲜的粮食供应仍然相对稳定，仅需适量的谷物进口，甚至在1985年还能出口谷物。
  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并不十分有利。该国约80%的土地为山地，只有约14%是可耕地，夏季生长期也很短。尽管大米是朝鲜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这些限制，朝鲜的水稻种植面积低于韩国和日本。
  朝鲜政府试图通过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更多的化学品来克服这些自然条件的限制。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均表现出农业生产中化学品使用增加的趋势。绿色革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进行了构建环境可持续社会的一些重要早期尝试。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社会主义领导人和活动家也认为未来的农业将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部门，即以机械化和化学品使用为基础。在这方面，朝鲜也不例外——尽管可以说，朝鲜面临著最大的压力去养活其人民。与此同时，粮食自给自足是主体思想框架中的自然组成部分，这可能加剧了朝鲜领导层左推动农业生产方面的紧迫感。因此，朝鲜进行了彻底的农业工业化。
  1965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关于朝鲜农村发展的论文中强调了农村技术革命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其他基本任务之上。金日成将他的社会主义农业愿景总结如下：灌溉、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品使用是农村技术革命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
  工业化农业的所有主要组成部分都在短时间内被拼凑在一起。到1970年代中期，灌溉和农村电气化专案完工；到1975年，犁地等劳动密集型工作已实现全面机械化；1963年至1976年间，农用拖拉机的数量增加了八倍。这些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是不小的成就。化肥产量的增长同样惊人。尽管朝鲜战争摧毁了日本殖民时期建立的整个化肥工业，朝鲜却能在战后迅速重建其化肥工业。到1970年代，朝鲜拥有一些亚洲大陆东海岸最大的化肥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1978年的一份报告承认:朝鲜粮食产量增长迅速，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当高」，化肥使用量高，灌溉专案广泛。
  1990年，金曰成在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讲话中重申了他在1965年提出的主张。在讲话中，金日成还分享了他对社会主义农业的愿景，这种愿景基于一种略带神秘化的大型资本主义农场的形象：根据我多年前掌握的资料，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成千上万的农场，其中大多数是拥有一千、两千、三千或一万公顷耕地的大型农场，灌漑、电气化、机械化和化学应用水准都非常高。
  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途径就是加速技术革命。金日成认为，既然电气化已基本完成，剩下的任务是灌溉和机械化，并「确保对水稻和非水稻作物大量施肥」，因为产量「与施肥量成正比」。朝鲜单位土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增长尤为迅速。即便在更早的时期，朝鲜的化肥施用强度也已远高于中国和印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朝鲜的化肥使用强度稳步上升，超过了美国。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朝鲜的平均化肥施用量尽管仍低于日本，远低于韩国，但是远高于中国、印度和美国。换句话说，无论政治倾向如何，整个朝鲜半岛都热情地接受了以工业石油和化学农业为基础的绿色革命。
  即便忽视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工业化农业模式也与朝鲜的主导思想相矛盾。表面上，这种看似成功的农业「现代化”确实使朝鲜在数十年内实现了粮食高产和粮食自给自足。问题在于，其工业化农业，包括先进的机械化和密集使用化学品，都是建立在广泛和日益增加的石油使用之上的。朝鲜虽然有煤炭和水力资源，但没有石油，需要从国外获得稳定的石油和其他燃料供应来维持工业化农业的发展。换句话说，通过绿色革命实现自力更生的努力，本质上加深了对外国市场的依赖，这自然导致朝鲜更加重视国际贸易和对外交流。
  贸易、债务与1990年代的巨大困境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90年至1998年间，朝鲜的人均GDP几乎减半，降至197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准。尽管到293年，朝鲜仍生产了约910万吨谷物，这是前所未有的纪录。然而，此前行之有效的农业模式很快失效，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粮食问题。
  1993年后，朝鲜的粮食生产崩溃，谷物产量在短短两年内下降了超过70%。这场粮食危机持续了数年，导致全国范围的营养不良和饥荒。直到本世纪初，朝鲜才开始逐步恢复部分粮食产量。尽管付出了努力，朝鲜至今仍未从这一冲击中完全恢复过来，过去二十年的谷物产量仅恢复到1993年峰值的–半左右。
  朝鲜的农业和经济到底怎么了？
  朝鲜的高度工业化农业是建立在石油进口基础上的。由于长期的贸易逆差和外债，这一战略越来越依赖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支持。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这种策略是有效的。尽管1970年代和1980年代油价上涨，朝鲜仍能以优惠价格从苏联和中国获得大量原油。然而，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1980年代末以各种方式开始市场转型时，朝鲜也毫不意外地进入了危机阶段。
  随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市场经济和利润原则，对朝鲜的援助和信贷变成了不必要的开支。1987年，苏联开始削减对朝鲜的援助和支持。可能最为痛苦的时刻是，苏联在1990年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要求朝鲜以世界市场价格的外汇支付进口商品。中国紧随其后，于1992年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经常与朝鲜签订互惠商品交换协议，这类交易由两国的商务部处理。
  从1992年开始，这类协议中的「商品交换」一词被「贸易」所取代，而这种「贸易」则由贸易公司管理。1993年，中国也开始要求朝鲜以现金支付贸易款项，由于制裁的收紧，这变得「越来越困难」。
  社会主义贸易体系的瓦解对朝鲜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因为朝鲜的经济模式并非为国际市场竞争而设计。苏联（后来成为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迅速变化，意味著朝鲜不得不积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获得美元购买基本的经济投入品。没有人比已故的金日成更好地表达这种紧迫感。在1992年底的一次讲话中，金日成表示，我们必须大胆进入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官员们必须积极行动。如果他们只是等待别人发起合资或合作，或担心社会主义市场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就无法发展与外国的经济关系。
  尽管朝辞进行了大量努力，试图通过増加出口量来实现贸易平衡，但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由于缺乏足够的国际货币，朝鲜无法继续从国外进口原油和粮食等关键物资。同时，朝鲜还不得不长期面临美国愈发苛刻的敌视、禁运和制裁。
  几乎每项统计数据都表明朝鲜承受著巨大压力。就整体贸易而言，朝鲜在1990至1995年间损失了约58%的出口和46%的进口额。据估计，在此期间，朝鲜的原油进口量也下降了一半以上。尽管仍然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但这些因素导致朝鲜能源供应总量在这五年内急剧下降了28%。同时，严重的自然灾害永久摧毁了约19%的农田。
  断绝原油供应对高度城市化、依赖化学品和机械化的经济体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已实现机械化的农业需要燃料来驱动拖拉机和卡车，以及抽水灌溉等。例如，随著石油供应越来越少，金日成在1992年下令：「化工厂生产的石油必须首先供应给农村，其余的再供应给其他部门」。在石油短缺的情况下，金日成还将部分希望寄托在一种特定的车型上：胜利58型卡车，因为这种农场上的卡车可以使用替代燃料（如甲烷或次烟煤）以节省石油。
  同样重要的是，石油短缺还意味著化学品短缺。金日成从未放弃工业化农业的理念，在石油短缺的情况下，他仍强调「化肥就是大米」、「大米就是社会主义」。他提出的要求包括:「化工行业明年务必要生产180万吨氮肥。此外，还要从其他国家进口50万吨。」
  实际上，在朝鲜的工业化农业中，化肥确实意味著大米和其他粮食。但石油短缺和随之而来的化肥短缺就意味著粮食短缺。1961年至2020年朝鲜的谷物总产量和化肥施用总量的数据。尽管朝鲜的化肥统计数据通常基于一些有根据的推测，但总体趋势是可靠的。
  数据显示，在1990年以前，朝鲜的农业工业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依靠施用化肥提高了粮食产量。1990年以后，化肥使用量急剧下降，1995年的水准仅为1990年的12%。即使假设其他因素不变（朝鲜的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化肥产量如此大幅下降，这在任何国家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减产。因此，石油进口量的下降可能是谷物产量下降70%的最直接原因。
  和休克疗法一样，粮食产量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的大幅减少使整个朝算社会陷入瘫痪。此前运转良好的机构遭遇了巨大困难，如集体农业效率降低，公共食品分配系统失灵，以及政府应对不力等。
  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都成了纳西奥斯（Natsios）等西方主流评论者的主要论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才是问题根源，资本主义和市场将拯救朝鲜。然而，如前所述，朝鲜在1990年代遇到的问题更多与工业化农业有关，而非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贸易体制的消失和石油进口的减少是朝鲜困难的直接原因。从根本上讲，朝鲜问题的症结是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而这种依赖是朝鲜在一个自然条件极差、帝国主义侵略频发的狭小国度里努力建设独立的工业化社会所致。
  粮食问题与社会主义
  1990年代危机之后，朝鲜试图解决粮食短缺问题，釆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更积极地参与市场、更多私人激励、更多自留地、以及减少管制和补贴的粮食分配制度。换言之，朝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大部分建议。然而，朝鲜的工业化农业模式似乎仍未改变，因此基问题并未真正改善。如图3所示，尽管目前谷物产量总体上比1990年代中期好，但由于化肥使用量依然较低，仍大大低于19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水准。
  朝鲜目前缺乏化肥和燃料供应，不仅由于国际收支问题，也是美国和联合国不断实施制裁的结果。联合国粮农组织（「A0）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最近对朝鲜粮食安全状况进行的联合评估中承认，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实施的制裁是「迄今为止最严厉的」。报告称，对燃料、机械和设备零配件进口的限制正在损害朝鲜的农业，因为这些资源的短缺限制了灌溉能力，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且易受极端天气冲击。
  报告还指出朝鲜衣业机械化水准严重下降：「随著机械老化、备件和替换件短缺以及燃料短缺，该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准急剧下降……由于人力和牲畜替代了机械化操作，农业作业出现延误」。也就是说，在高度机械化时代过去几十年后，工业农业的一些最重要的遗产正在瓦解。
  好在作为社会主义遗产一部分的公共分配制度仍然有效。这种国家规划体系每月两次以低价向所有登记家庭提供粮食配给。例如，2018年和2019年，公共分配系统中的同类食品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十五分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平等的配给制度，朝鲜的粮食问题可能会更严重。即便如此，美国国际开发署前署长纳西奥斯仍然认为，市场机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承认「一些救济人员实际上很钦佩平等的公共分配制度」，但他认为这些工作人员只是太天真而被欺骗了。
  然而，平等分配制度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虽然公共分配系统确保了基本的食物供应，但自2012年以来，粮食配给量一直在下降，并且仍远低于政府的目标。朝鲜仍需克服诸多挑战，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增加粮食供应，同时兼顾其他发展目标。
  正如前文所述，朝鲜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缺乏收入和技术本身，问题本质在于工业化农业的不可靠性，尤其是在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制约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农业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朝鲜。同一地理区域内，收入高得多的韩国和日本在可比条件下的粮食供应并未表现出明显优势。首先，朝鲜的化肥用量低于列表中的其他国家，包括古巴。朝鲜的化肥施用量不到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十五分之一，却达到了这些国家一半以上的产量。如果朝鲜或古巴将化肥用量提升至美国的水准（仍低于东亚其他国家），其谷物产量可能会大幅提高，甚至可能超过美国。其次，尽管韩国的化肥用量比朝鲜高出二十倍，其谷物产量却与朝鲜大致相当。此外，韩国和日本都高度依赖粮食进口。换言之，这些较为富裕的、拥有高度密集工业化农业的东亚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避免严重的粮食短缺，是因为它们可以在全球市场上购买大量粮食。
  古巴在粮食问题上仍面临巨大压力。与朝鲜相似，古巴经济在以苏联为中心的经济网路解体后遭受重创，并同样遭受了美国的长期封锁。自199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以来，古巴人民一直在探索可持续农业生态模式，成效显著。古巴还能比朝鲜进口更多粮食和化肥，有助于缓解部分压力。尽管1990至1993年间，古巴的谷物产量锐减过半，但到1997年，其产量迅速回升至历史水准。同时，古巴发展出了「两种极端的粮食生产模式：一种是高投入的集约化模式，另一种是从「特殊时期」初期开始的以农业生态为导向、低投入为基础的模式”。这意味著古巴尚未能系统地减少对化石燃料和化学品的依赖。在21世纪，古巴的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直到2020年开始的最近一轮经济危机。迄今为止的报导似乎都把缺乏化石燃料和化肥作为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如果真是这由羊，那么当前的危机又是一场工业化农业的危机，与20世纪90年代古巴与朝鲜面临的难题如出一辙。
  基于从朝鲜、古巴和其他农业模式中汲取的教训，可以公允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化农业尽管看似高效甚至「科学」，但其实并不可靠、也不可持续。我们必须承认，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通常将工业化农业模式视为理所当然。这一点在金曰成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中显而易见。社会主义，或任何旨在可持续地养活劳动人民的尝试，都必须超越工业化农业的模式。
  （许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