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正式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束。然而会师之后呢？三路大军征尘未洗、衣衫单薄，下一步往何处去、在哪里落脚、供给由谁保障——这些更紧迫的问题，把历史的视线引向了会宁、将台堡以北的另一座小城：宁夏同心城。1936年11月12日，也就是三军会师20天后，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与部队齐聚同心，在城西清水河滩上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不同于会宁、将台堡两军对接的会师仪式：同心城的这场集会，是三大主力军会师之后第一次齐聚一地的盛大联欢。而让这场联欢得以从容举办的，是一个早于三军大联欢提前建成运行的红色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当地回汉百姓，正是这场伟大会合真正的东道主。
  同心的红色根基
  2026年，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90周年，也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场跨越九十载的相聚，更是回望一支军队与一方百姓的彼此托付。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离不开西征红军长达数月的扎根深耕。1936年夏秋之际，彭德怀以西方野战军司令员身份率部进驻同心豫海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这片回汉杂居的土地，长期被马鸿逵势力的盘剥与苛捐杂税重压裹挟，苦不堪言。红军初到时，反动军阀刻意散播「杀回灭教」的谣言，不少群众心存恐惧，纷纷躲避。
  要破除横亘在军民之间的隔阂，光靠宣传远远不够，终究要靠铁的纪律与实在的行动。西征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专门制定回民工作纪律，明确「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不擅人清真寺，不触碰回民禁忌，不占用回民居所，不动用回民餐具。红军指挥部主动远离宗教场所，战士们处处尊重回族风俗习惯，以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一步步消解了百姓心中的疑虑。
  同心这片土地常年干旱少雨，当地百姓祖祖辈辈都受著饮水匮乏的煎熬。红军战士借著作战间隙清理旧井、开挖新渠，还无偿帮乡亲们挑水担粮、修缮屋舍。这些被后人称作「红军井」的饮水工程，看上去毫不起眼，却一点一滴消弭了积年的民族隔阂。老百姓渐渐看清，这支队伍和以往劫掠扰民的军阀截然不同。与此同时，红军主动联络地方宗教开明人士，当地德高望重的洪寿林阿旬亲眼见证红军严守纪律、善待百姓、尊重信仰，心中的疑虑彻底消散，主动亲近红军，更凭著自身威望号召回族群众理解红军、拥护红军，为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打开了关键突破口。
  早在三军到来之前，1936年S月16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抵达西征红军总部所在地豫旺堡（今同心县预旺镇）,在此采访半月有余，见到了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在豫旺堡的城墙上，斯诺拍下了那张后来传遍世界的经典照片——朝阳之中，19岁的红一方面军营教导员谢立全身著刚打胜仗换来的新军装，高举军号，身后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猎猎红旗。斯诺将这张照片命名为《抗战之声》，后来被用作《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的封面，而书中大量关于西征红军的记述，也都出自同心这片滚烫的土地。
  红军进驻之后，全面废除了国民党与军阀强加在民众头上的各类苛捐杂税，取缔了盘剥百姓的兵款、马款、地方维持费；对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依法没收其粮食牲畜，全部分给贫苦百姓；对普通地主富户，则推行减租减息，劝导富户劝捐助军。长期受尽压迫的底层民众，第一次实实在在分到了粮食，第一次在沉沉黑暗里看见了翻身的希望。短短数月之间，同心大地民心彻底转向：百姓从原本的躲避观望，转为主动亲近，从最初的疑虑恐惧，转为全心信任拥护。
  民心稳固之后，红色政权的建立自然水到渠成。1936年10月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同心清真大寺正式成立，出身贫苦的回民马和福当选政府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权。成立大会通过了《新土地法》《新婚姻法》《减租减息条例》等法规，选举马和福等37人为执行委员，启用了刻有中国共产党党徽和中阿两种文字的政府印章——一个扎根回民聚居区的红色政权，从诞生之初就用回族群众看得懂的文字行使权力。自治政府成立后，迅速搭建起完整的基层组织体系，下设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恢复集市贸易、维护地方秩序，让饱经战乱蹂躏的同心大地，迎来了久违的安稳。此时距离三军齐聚同心，还有23天——一个成熟的红色政权、一片稳固的民心基础，已经静静等候著历经万里长征归来的红军将士。
  同心见证三军大联欢
  1936年10月末，西北战局骤然绷紧。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亲赴西安督战，调集重兵从南、西、北三面合围，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将其围歼于甘宁边境。中央军委迅速调整部署：已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2.18万人，随后奉命组成西路军挺进河西；未渡河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随同红军总部，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向同心一带转移收拢。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早已驻守豫旺堡、同心城一线，静候接应远道而来的两路战友。
  至11月上旬，红军三大主力在同心地区集结完毕。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行动的朱德、张国焘，率领未渡河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彭德怀率领西方野战军，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方面军，加上红四方面军未渡河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三军主要将领齐聚同心——这是长征途中，三军主要将领少有的一次同场聚首。
  11月12日，同心城西郊的清水河河滩上，号称万人的军民联欢大会隆重召开。会场由红军与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共同筹办，回汉百姓从四面八方涌来，与三路红军将士挤在同一片开阔河滩上。豫海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首先致欢迎词，代表当地回汉百姓欢迎三军到来。随后，彭德怀、贺龙、张国焘等将领先后讲话，号召三军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现场口号震天，群情激昂，满场都是热血沸腾的抗日斗志。
  同心城镌刻在历史长河里的温暖细节，远不止于河滩上的那场联欢。也正是在这座小城里，红军医院院长傅连障与女战士陈真仁结为革命伴侣，朱德亲自到场证婚，送来两只羊置办喜宴，还赠给新入一句话：「同心城里结同心，同心同德，革命到底。」这句因城名而起的祝福，道尽了三军会聚、军民同心的千钧深意。
  老将军萧克晚年重访同心，写下《重到同心城》：「风寒塞北昔凝冰，重返高原草木阴。陕甘宁边会师日，同心同德到同心。」并亲笔题写「红军长征陕甘宁，三军会聚同心城」，为这段烽火历史留下了亲历者的珍贵注脚。
  在同心，历经万里远征的红军将士终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从容集结与休整。三军会合后的队伍，在这里补齐了物资、提振了士气，随后挥师南下，迎接新的战斗。
  小城托举三军顺利越冬
  红军三大主力骤然集结于贫瘠的同心小城，本就拮据的地方民生顿时面临巨大压力。转眼深秋已至，寒冬将近，红军将士衣衫单薄、粮草不济、伤病缠身，能否顺利越冬、支撑后续作战，直接关系著红军的生死存亡。
  绝境之中，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有序组织调度，同心回汉百姓倾囊倾力相助，为转战至此的三军撑起了一线生机。自治政府充分调动组织能力，自上而下层层发动，专门建立物资捐献登记制度，捐献者姓名、所属村落、物品种类、数量一一在册，过程公开透明，调度统筹井然有序。
  贫瘠的同心大地上，当地百姓虽然度日艰难，可一听闻红军子弟兵亟须支援，各族群众没有半分犹豫，全都倾囊而出毫无保留。贫苦百姓捧出积攒多年舍不得花的银元，回族妇女拿出陪嫁的银饰，翻出针线布匹，连夜赶制军鞋棉衣；开明商户、乡绅富户主动捐粮捐布；洪寿林等宗教人士更是号召教众拥军支前。据宁夏地方史料记载，包括豫旺县在内，豫海地区群众先后筹得粮食六万余斤、银元八万多块、二毛皮衣一千多件，又以此换回棉花一千多斤、布两千多匹，所有物资悉数输送至部队，补齐了三军越冬与作战的物资缺口。
  物资支援之外，军民温情更穿越战火。红军将士免费为群众看病送药，帮农户收割庄稼、修缮房屋；当地百姓真心待兵，为战士送热饭热水，冒著风险掩护伤患、传递情报、充当向导。赤卫队、少先队配合部队巡查敌情、封锁消息，为根据地安稳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不少老红军回忆，长征走到同心，才算真正停下脚步、放下疲惫、安心落脚。
  民心汇聚的力量，最终转化为战场决胜的实力。三军在同心完成集结整补后，迅速挥师南下，11月下旬打响山城堡战役。这是三大主力会师后的首次协同作战，也是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战，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多旅，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为红军扎根西北、奔赴抗日战场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场大捷的背后，离不开同心根据地的全力托举。粮草补给、物资转运、情报向导、伤患救治、后方警戒，每一项保障都源自豫海回族自治政府的统筹调度，源自回汉百姓的无私奉献。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军事协同的胜利，更是民心凝聚与根据地支撑的胜利。
  红军主力南下后，马和福因掉队不幸被捕，随即被押往银川。马鸿逵亲自审讯，以酷刑逼供60余日，终究一无所获。1937年4月3日，马和福被押回同心，在同心城外河滩上英勇就义，年仅44岁。临刑前敌县长问他有何遗言，他坦然答道：「为民族的解放，虽死无恨。」他的儿子马兆年冒著生命危险，将父亲留下的那枚政府大印秘密珍藏起来，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
  回望1936年的西北战局，人们总记得会宁城下的胜利欢呼、将台堡前的会师握手，却常常忽略，会师之后正是在同心城，红军将士吃上了热饭、穿上了棉衣、治好了伤。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是红军会师落脚、稳住战局的重要支撑，同心各族百姓，更是这场革命转折真正的参与者与托举者。九十载岁月流转，清水河畔当年的万众欢腾早已远去，但同心大地上熔铸的军民同心、家国赤诚，从未有过半分褪色。三军落脚同心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革命的根据地不只是地图上标注的一块区域，更是老百姓心里的那片信任。会师不止于兵马相逢、旌旗相聚，更是一支军队与一方百姓的彼此托付、生死同心。
  （杨文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