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国的新挑战
  2021年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是1.3，也就是说，现在我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3个孩子。理想状况下，一对夫妇需要养育2个孩子，才能确保上下两代人口的基本平稳，考虑到其他因素，学界一般将总和生育率达到2.1界定为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准。
  而从历史和国际社会经验看，总和生育率1.5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低生育率陷阱」是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41，而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准，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准，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1.90)，甚至比「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低。
  据统计，2016年我国新生儿数量是1846万，连年下降后，2020年我国新生人口的数量仅为1200万。有机构预测，如果按照近几年的下降趋势，5年内我国新生人口的数量将会跌到1000万以下。
  新生人口数量的下降，意味著未来年轻人的数量将会大幅减少，如果持续这么低迷下去，很可能还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而同时，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会逐渐升高，老龄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深，社会的抚养比也会失衡。
  低生育率下，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母婴相关行业。MobData数据显示，在2014-2019年间，中国母婴用品市场规模从1.65万亿元增长至3.36万亿元，复合增长率约14%，但2019全年增长率仅为11.2%，呈现出下降趋势。
  母婴行业或逐步向存量市场过渡，目前一级市场投资普遍认为，母婴专案已经是红海市场，用户生命周期不长，流量成本非常高，大部分母婴专案融资近两年都表现较差。
  而低生育率不仅只对相关行业有较大影响，长期来看，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影响更大。
  低生育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逻辑，简单来说是新生人口补充不上，劳动力就会匮乏，生产成本随之增高，东西会越来越贵，企业会丧失竞争力，利润越来越少，打工人的收入将无法提高，消费也就上不去，由此进入恶性循环，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
  在低生育率的后果方面，美国、日本、韩国的现状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美国最大的一次婴儿潮在20世纪40年代-60年代，新生人口对之后几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伴随著这一批人的逐渐老去退休，美国经济增长也逐渐疲软，2019年为经济增长仅为2.4%，美联储对较长期的经济年度增长预测为1.8%。
  而邻国日本，从1994年开始，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结婚率生育率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也非常缓慢，2019年日本GDP增速为0.65%。2020年受疫情影响，GDP增速为-5.81%。
  相比起来，韩国的人口形势则更加严峻。2020年，韩国的新生人口仅为27.58万人，同比减少10.65%，死亡人口约是30.78万，同比增长3.1%。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曾对韩国的人口问题作出预警，称韩国或将成为「全球第一个消失的国家」。
  生育率，到底怎么了？
  尽管二孩政策已经实施多年，我国每年的新生人口仍然逐年下降。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三胎」政策，就是为了能改善我国的低生育率情况，优化人口结构。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首先，出生率下降现在是世界性现象，而非我国独有。可以说，生育率降低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伴随著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是一种普遍的趋势，这一过程也被称之为「人口转变」，即死亡水准先下降，随之生育水准也开始下降，这种规律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得到了验证。
  人口转变也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经过程，现代化进程伴随著个人主义的发展、经济独立和家庭结构的变迁，现代人的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生育行为也转向了「少生、优育」。
  我国生育水准的下降既有生育政策的影响，也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我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前期政策的惯性仍发挥著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方面，长期的严格计划生育已彻底改变了社会生育观念；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还大大降低了育龄女性基数。当前我国20-35岁妇女数量较十年前萎缩了13%，未来十年还可能将萎缩30%以上。
  同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人们选择婚姻和生育的自觉也逐渐增强。以往「婚姻—生育—家庭」的观念被质疑，历史上国人的婚姻负载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核心需求，而现在，对情感的需求和满足是当代年轻人步入婚姻的关键指标。
  2020年发表于《欧洲人口杂志》的一篇论文研究了受教育程度与生育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示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当地女性普遍推迟生育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生育率。换句话说，生育率降低，一部分也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
  据统计，1947年，我国的家庭平均人口数有5.4人，到2005年，下降到每个家庭3.1人，七普数据统计又减少了0.48人。平均下来，已经无法满足「三口之家」的标准了。
  也就是说，我国单身人口和无孩家庭的比重，比以往提高了许多。2018年，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其中有超过7700万成年人是独居状态，预计到今年，这一数字会上升到9200万。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813.1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后，再次跌破900万对的大关。同时，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新低，仅为最高峰2013年的60%。
  除开现代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一个关键性因素还是现在生活压力太大、生活成本太高。大部分青年仍需要花费绝大部分精力和收入，去维持和获取更好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
  而关于生娃这件事，除去孩子简单的衣食开销，还有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养孩子的每一个阶段都开销不小，换句话说就是：生的起，养不起；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
  三孩政策出台后，社交媒体上网友表达出的生育意愿也并不强烈。
  「国家虽然允许生三胎，但我们自己并不想再生，而且一孩甚至都不想要，更何况还是三孩？」
  新生代父母的育儿困境
  艾媒咨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90后占母婴群体的比例达52.9%。如今，90后群体接过了生育棒。新一代的年轻父母，整体上文化层次并不低，物质条件也远胜上一代，但在育儿问题上，似乎比自己的父母辈要焦虑、手足无措得多。
  育儿焦虑的产生与社会环境的巨变息息相关，当代社会中的竞争压力、阶层晋升、教育公平等方方面面，无不刺激著新一代父母的神经，生育率下降同样也反映出了我国年轻夫妻所面临的「育儿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出现急剧转型，随著市场经济的发展，巨型的市场催生出了远超一流发达国家平均水准的高收入岗位，而我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仍在50名开外，地区发展水准差异逐渐拉大，这也意味著我国的大城市会更具吸引力。
  因此，年轻人不断涌入大城市，去追求更高的学历、耗费更多的精力来博一个「好未来」，这也导致了一种竞争式的育儿文化。因为，无论是对下一代子女「向上的期盼」，还是「防止跌落」的担忧，都会让竞争加剧，大城市的生存难度也会变得更高。
  时至今日，高考依旧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如果没有高考，分数外的竞争更会是难以想像的激烈，普通家庭的孩子或许永无出头之日。于是，高考顺理成章的成为「捷径」，是无数家庭为之不断竞争的目标。
  此前，大部分家庭理想中的子女教育打怪升级路径是从购买学区房开始。好的学区房能让孩子上个好小学，之后再一路课外补习，确保孩子成功升上高中、考上一本及以上大学，毕业以后再参加公务员和国企考试，得到一份正规且稳定的工作。
  而我国大城市有限的财政和公共服务，却难以满足大量新流入人口的需求。买房难、建档难、就医难、入托难、上学难等问题也就不断凸显。
  很简单，有限的资源被过度竞争，就会陷入内卷。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竞争式育儿文化最鲜明的表现，每位父母都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因此，子女教育的经济总投入则越来越成为不容小觑的大问题，校外培训班也越来越成为新生代父母难以承受的养育之重。在「双减」政策出台前，网上流传广泛的「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里，北上广深的养娃成本更是早已超过了200万。
  除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向发达地区集中，各省内也同样存在人口向相对发达城市集中的趋势，因此中西部大城市对教育的「军备竞赛」，也不比一线城市轻松多少，京沪群众们担心的问题，在小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多父母平时省吃俭用，但面对孩子大几千的课外班费用时，却丝毫没有犹豫。
  除开占大头的教育费用，养育子女的医疗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养育子女增加的住房需求更是加大了家庭总体消费支出。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养娃不知养娃成本高」——这大概是每位新生代父母的烦恼，养娃的高支出也让孩子被形象的戏称为「四脚吞金兽」和「行走的碎钞机」。
  此外，随著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很多年轻家庭都面临著「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家庭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加重。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在二胎三胎的讨论里，很多父母都表示坚决不再生了，除开养娃的高成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育儿难」。俗话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养一个已经太累了，身心俱疲，养不动第二个，更别说三胎了。
  婴幼儿时期过后，对孩子学习和身心健康的引导，不仅会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求家长们掌握好正确的教育方法。而新生代家长在家是孩子父母，在外是承担著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职场人、社会人，受到角色身份的冲突和时间精力资源限制的双重掣肘。
  日常休闲娱乐和事业发展是青年父母在育儿路上需作出的较大牺牲，其中女性家长的牺牲相对更明显。《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中国家长每天花4.6小时陪伴孩子，其中女性家长是照料和辅导的主力。
  「生育惩罚」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重点。生育惩罚，又称生育代价，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由于生育而对其自身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都会因为生理和家庭责任的原因，难以在工作上投入与同龄男性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在家庭制约、人力成本、雇主歧视等因素还在加深女性的生育代价的前提下，仅靠单一的产假政策，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女性的生育与生产矛盾。
  因此，为已婚已育青年制定一整套协调而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生育友好型」公共政策是当务之急。在目前阶段，我国「生育友好型」公共政策必须是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共同出台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组合，再配合家庭、个人的共同努力和付出，以期对破解低生育率之难、化解「育儿贵」「育儿难」之困，发挥政策组合拳之功效。
  从国家政府层面上，制定并实施「三假两补一优惠」制度，即：延长产假制度、二孩附加产假制度、延长父亲带薪陪护产假制度，同时针对新生儿家庭的现金补贴制度、租房住房补贴制度，以及面向新生儿家庭的税务优惠制度。
  从用人单位层面，对有生育责任的女职工在绩效考评、职称评审、职位晋升等方面，不能采取区别对待甚至歧视的措施，在怀孕、哺乳、入托等特殊时期，应适当增加弹性工作时间安排，允许特殊情况之下的远程上班等等。
  从家庭和个人层面，要调动家庭可利用资源，如争取隔代照料，夫妻互相协调，分阶段合理安排个人职业发展目标，预留精力时间等资源空间，以圆满完成子女养育的社会责任。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让新生代父母面对育儿问题不再焦虑、紧张，才能使其真正释放生育意愿，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窦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