葱葱郁郁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里，伫立著一座「柯麟楼」。柯麟，堪称华南医学的「一代巨擘」，不仅主持合并中山医，还为暨南大学复办、暨大医学院创建作出重大贡献。
  然而，作为医学教育家的柯麟还有一重「红色特工」的身份和经历。在惩杀叛徒白鑫、联系叶挺、秘密大营救、「两航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中，柯麟都留下了不可忽视却鲜为人知的身影。他联结了我党早期的许多革命家，张太雷、周文雍、陈铁军、彭湃夫妇、蔡和森、李硕勋、叶挺等，都是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叶剑英、陈赓、潘汉年、廖承志，都曾是他的直接上级领导。
  投身革命
  1901年9月，柯麟出生于广东海丰一个普通工商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代洪流席卷中华大地，信仰的红色种子早在中学时代就深埋在他的血液中。早在海丰中学就读时，柯麟与彭湃结为挚友，一同参加声讨袁世凯、恢复民国的斗争，接受进步的革命思想，还与进步同学一起，举行了海丰有史以来第一次罢课。
  八十高龄的柯麟曾这样回忆他18岁时的经历：「我第一次进入中山医学院的时候，还是二十年代的初期。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使我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并从这里走上革命的道路。」1920年，中学毕业的柯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广东公立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在23岁那年，柯麟成为了该校第一批共青团员，两年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校首任党团支部书记。
  同年，在彭湃的介绍下，柯麟邀请周恩来到学校演讲。周恩来在演讲中说道：「我们的时代是战斗的时代，革命青年一定要与工农兵合作，才能取得大胜利。」周恩来的一番话，为柯麟指明了革命的道路与方向。
  1927年，柯麟赴武汉出席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并立即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后任二十四师教导队医官、军部医务处主任。是年9月随第四军回广州，任该军后方医院副院长。随后，他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避难上海，开设达生医务所，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1929年11月，柯麟在上海协助中央特科，处决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之后，组织上安排柯麟秘密转移到东北。东北地区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在了解了柯麟的情况后作出指示，要柯麟回到南方继续工作。
  1930年，根据组织安排，柯麟不日赶赴香港，奉命开设南华药房，设立秘密联络站。他不仅安排一些领导从白色恐怖地区，经香港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且还想方设法，购买一批批医疗器械和医药用品，一袋袋，一箱箱，避开敌占区陆路的封锁，躲开飞机的轰炸，迎风竖起货船的樯桅，借著夜幕的掩护，通过水路航行，运往朝面山、激石溪等海陆丰革命老区，进而秘密地运往中央苏区根据地。1931年秋，柯麟护救出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烈士李硕勋的妻儿，将他们送往上海。其间，叶剑英、聂荣臻、陆定一同时经由香港转赴中央苏区，香港联络站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组织安排柯麟前往澳门，自此，柯麟便在濠江畔拉开了十七年潜伏岁月的序幕。
  初到澳门的柯麟重操旧业，在板樟堂街开办了「柯麟诊所」，还在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生，结识了澳门的商界领袖，何贤、马万祺等人，他曾经替马万祺医治肺病，马万祺病好了之后，两人就成了好朋友。而澳门王何贤就说，柯麟几乎没有向他宣传过共产党的什么主张，而他也钦佩柯麟的为人，两人也逐渐成了朋友。柯麟的善举、义举征服了澳门民众和开明士绅，而他们的支持，也为柯麟顺利展开革命工作聚集了人气。
  虽然柯麟在澳门一直是和党组织单线联系，把自己的另一重身份隐藏得很好，但是慢慢地很多人开始怀疑他是共产党，使他不断招来杀身之祸。曾经有人提醒何贤说，柯麟是共党分子，要和他保持距离，但何贤不为所动。虽然对柯麟的身份，可能已经心知肚明，但是澳门赫赫有名的人士，林炳炎、何贤、马万祺等，还是大力支持柯麟。
  1946年，镜湖医院实行院长制，柯麟在他们的拥护下，当选为第一任院长，并把这所不起眼的医院办成澳门规模最大、管理最好、医疗水准最高的著名医院，而镜湖医院也逐渐成为他掩护地下工作、救治革命同志的基地。任职期间，柯麟救死扶伤，以华南名医的身份跻身于澳门上层社会，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信赖赞誉，为后来的秘密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以及其他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澳门，但此时葡萄牙政府禁止共产党活动，国民党特务也采取了暗杀行动，澳门还没有人敢挂红旗。10月10日，柯麟派人在街口挂出红旗，镜湖医院也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11月24日上午9时，柯麟和马万褀在澳门平安戏院主持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
  1949年11月9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史称「两航起义」。美国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势力向澳门当局施加压力，企图冻结「两航」在澳门的财产。
  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东省及广州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委派时任中央军委空军民航处领导成员任泊生，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前往澳门面交柯麟。叶帅在信中指示柯麟，务必将这批关乎新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航空器材迅速运往广州。
  柯麟找到这批航空器材时，才意识到自己接受了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器材足足有2562箱，另外还有4座巨型的发电机。要运走这批数量庞大的物资，需要两艘巨大的驳船和大马力的拖轮。运输数量如此庞大的货物，前后仅用了3天。这次行动的成功，与柯麟在澳门长期所做的统战工作密不可分。这次抢运行动为新中国提供了民航飞机维修器材，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期间，柯麟与兄弟柯平和何贤、马万祺合作，将汽油、雷达等一批军用物资从澳门运往内地。1956年2月，长年与柯麟共事的新增补的澳门首位全国政协委员何贤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大会上说道：「我过去对共产党的认识，并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而是得力于一位党员同志的感召。」
  这位「党员同志」，就是柯麟。
  柯麟的前半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真实写照。从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柯麟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而此时一项新的任务又在等待著他。
  1951年，中央安排柯麟出任广州中山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前身）院长兼党委书记。他主持合并中山大学医学院与岭南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奠定了中山医中兴之基。上世纪八十年代，柯麟第三次回到中山医学院，年近八十的他以卫生部顾问（正部长级）兼任院长一职。
  同一时期，柯麟对于广东一些医学院校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以暨南大学医学院为最。1978年1月，中央决定复办暨南大学，新办医学院及华侨医院，时任卫生部顾问（正部长级）的柯麟被聘为暨南大学复办筹委会副主任。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刘希正回忆，在柯麟的鼎力支持下，在兄弟医学院校的支援之下，暨南大学医学院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全国招聘了上百名骨干教师。
  1991年9月，柯麟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2017年6月5日，中山一院手术科大楼正式命名为「柯麟楼」。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叶剑英元帅后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万褀之子马有恒，以及澳门镜湖医院、澳门中大医科校友会和香港中大医科校友会的有关嘉宾等出席揭牌仪式，纪念和缅怀医学教育名家、中大医科「一代宗师」柯麟老院长。
  潜伏20年 兄弟「不相知」
  没有柯麟、柯平兄弟，澳门的近代史，可能会缺少重要一页。实际上，中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在澳门地区的活动和发展史，柯氏兄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两人都是地下共产党员，但隶属于不同的组织，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却又「心有灵犀一点通」地相互密切配合。新中国成立后，两兄弟才正式互称「同志」，成为澳门当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据相关资料显示，柯麟、柯平两兄弟在澳门的奋斗历史各有千秋，但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柯麟的「潜伏」直属于中央特科及后来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单线联系，专注于长期的秘密联络工作、高层统战工作。而柯平则是接受地方抗日武装党组织指派，在澳门以贸易为掩护，参与建立澳门地下党组织，团结和组织广大基层民众，投入新民主主义斗争。
  （朱绍杰 周欣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