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为新中国莫基——中共中央在香山」基本陈列中，有一处特别引人注目的存在，那就是第四部分「共商国是」壁饰景观区。该景观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地——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内景为壁饰型背景墙，并悬挂油画作品《共商国是》。背景墙两侧分别设置大型石刻铭文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录》展现的是广为人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662人的「大名单」。这662人的名单，是历时三个多月，经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的第一组在反复沟通、不断调整后，于9月20日即开会前一天最终确定下来的。这份「大名单」送到毛泽东手中时，他感叹道：「这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嘛！」
  这份「天书」大名单，是根据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确定的一份「人才榜」「圣贤榜」。新政协的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充分反映了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复杂曲折的历程，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同志囊括四海、吞纳百川的云水胸襟。
  「天书」大名单是如何诞生的
  1949年6月15日晚8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在16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规定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同时，还著重要求各单位必须拟定代表1人，参加第一小组和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讨论。筹备会各小组成立后，17日晚8时，第一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李维汊、章伯钧、沈钧儒等24位代表参加，经过小组成员的热烈讨论，初步拟定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并拟提请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
  在19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就所拟《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作说明。他详细报告了这份《规定（草案）》的拟定过程及考虑原则等情况，说：「从去年冬季的时候，中共中央曾与到达东北的各位先生商议过一个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意见。在那个意见上，曾经是这样设想，将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是39个，并且对每一个单位代表名额做了一个原则的拟定，即4至6名。这一个拟定，是在当时情况下提出的。以后，人民革命战争大规模胜利发展，广大的国土及许多的中心城市都被解放了，情况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李维汉《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这便产生了重新考虑和增加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单位及代表名额的问题。
  新政协筹备会对李维汉所作报告进行了广泛而充分的审议，最终一致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拢根据《规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为45个，代表总额510人，其中党派代表142人、区域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团体代表206人；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或10人以上者，要推荐候补代表2人，不足10人者，推荐候补代表1人；此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商之。
  从这个《规定》的内容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代表们的广泛性。正如林伯渠9月22日在《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中所说：「这样一个虽然不是普选的、然而却是具有十分广大的代表性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事实上具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虽然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但这一工作并未结束。根据《规定犹还需要拟定各单位的具体代表名单，这是一项极为繁琐而艰巨的任务。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常委会共收到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30余件。常委会对每份请求都进行了慎重考量、严谨处理。正如李维汉在1949年8月18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说，新政协任务重大，参加的范围很广泛，同时按照新政协的章程，不能有反动分子参加，此为一原则性的界限，「在上述原则下我们尽可能照顾到各方面，使能较适当地配备。例如区域单位当中，中共和政府领导人，只有一二人参加。其他名额，包括有工会、农民、妇女、文化、财经、私人工商业、民主人士等各方面。军队单位高级领导人很少，尽量照顾到兵团的指战员、战斗英雄及后勤卫生人员等，并注意起义的方面；又如农民团体，照顾到各地区，待解放区，照顾各省的分配，……少数民族的代表，实际共有28位，按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了一些。这是因为革命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迟一些，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别区．也有代表参加。」在确定代表入选的过程中，任务之繁重、考量的要素之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以来最为细之又细的一次……
  在近3个月的协商、酝酿中，时常为了某一声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代表名单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郑重研究，直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一天，才最后确定662名代表「大名单」。
  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现在的名单一共是655人．特别邀请的名单中或者还可能增加若干人，将来代表的总数，可能超过660人，当然也可能就是660人。」他对参加人民政协45个单位的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还将特邀代表细分为大革命以来始终秉持正义立场的人士、从事科学研究与工业建设的人士、对人民革命事业怀有同情心的人士等9个方面。最终，确定的代表名单分为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别邀请人士5大类。前4类计45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人士被列为特邀单位共计75人。代表人数共计662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即时」报导了这次大会，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主席开幕词》发表《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社论和会议开幕的新闻特写。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的第三、四版，公开公布了与会代表单位和代表人员名单。被毛主席称为「天书」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庙全体会议代表名单，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不列名字的两位华侨代表是谁？
  在这份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5大类别45个单位的正式代表、候补代表及特别邀请人士代表的名字。但是，关于这个名单，还留下了几个谜团：为什么在党派代表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空缺一名正式代表？在中国致公党代表中，为什么空缺一名正式代表和一名候补代表？在15位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中，有13位代表列出了名字．另外两位只列出「缅甸华侨代表一人」「日本华侨代表一人」，这两位华侨代表是谁，其真名实姓又是在何时公布的？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这一「天书」大名单中，我们知道确定的代表总数是662名，但因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空缺正式代表一名，中国致公党空缺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各一名，这样实际代表总数就是659名。为什么准许空缺3名代表？我们在下文再揭秘。我们先来揭开两名华侨代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在《人民日报》公布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名单时，因考虑到当时华侨所在国的环境，采用了隐藏姓名的方式。因为这两名代表不能赶到北平参会，准许列缺，但列出了所在国却隐藏了姓名，是为了保护代表的人身安全，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
  香山革命纪念馆大型石刻铭文墙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录》与《人民日报》的版本不同，其中列出了两位华侨代表的姓名。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随著形势的变化，两位华侨代表的真实姓名开始披露。
  最早公开的是缅甸华侨代表徐四民。1914年出生在仰光的徐四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他专门选读文科，喜欢上鲁迅先生的课。他写文章特别喜欢引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很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仰光发动抗日活动，担任抵制日本货总会总干事，广受南洋侨领赞赏。他以「敢言人之所欲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著称，人送外号「徐大炮」。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在抗战期间艰难的日子里，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将黑暗的中国引向光明」。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中，徐四民是正式代表，但因当时不能到北平参会，准许他列缺。他还是第一个在全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里升起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人。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第二天，35岁的徐四民率领缅甸爱国华侨云集仰光，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徐四民不仅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9月15-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身为代表，徐四民自豪地说：「我既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又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徐四民曾先后创办爱国侨报《新仰光报》《镜报》，是香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侨界领袖、资深传媒人士和时事评论家，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他还担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2007年9月9日，徐四民在香港辞世，享年93岁。
  「天书」大名单上的日本华侨代表，其真实姓名是刘明电。1954年举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但他请假未至。这是目前已知的关于他的名字在媒体上首次公开披露。
  刘明电，1901年生于日据台南亩营庄（柳营），早年负笈日本留学，先后在京都同志社中学、东京外语专科学校德文科就读。1920年，刘明电赴德，入柏林洪堡大学与海德堡大学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返台，是台湾第一位专攻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回台后，他曾被当局关押和监视，被迫旅居日本。1937年，他和在东京的台湾籍人士吴三连、杨肇嘉反对台湾总督府拟定的《台湾米谷输出管理法案》维护谷农利益，人称「米管案」三勇士。同年，他协助老友郭沫若潜离日本。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反对蒋介石专制和内战，他不肯回台，其在台财产包括柳营别墅都被当局没收。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刘明电的内弟陈忻、姐夫王育霖等人皆不幸遇害，刘明电与友人杨春松、谢溪秋、甘文芳联手写信给蒋介石，表达强烈的抗议，要求严惩陈仪。与此同时，刘明电开始与中共郭沫若、廖承志等人公开来往。1948年10月16日，日本东京成立亲中共之统一战线团体「华侨民主促进会」，刘明电担任第一任会长。1949年9月，在拟定好的政协「天书」大名单中，刘明电是15位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之一，但因多种原因，他未能到会，准许列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致电邀请其回国，刘明电因家人不愿随行没有赴邀。1978年8月28日，刘明电在日本病逝。1979年，其子将其藏书5000余册捐赠中央编译局。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有关刘明电的照片。
  为什么会有三位代表列缺？
  说清了两位华侨代表，我们再来说一说3位列缺代表。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空缺1名正式代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空缺？空缺为什么不补？关于这些疑问，至今不见官方的任何资讯披露。在这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了解了这个组织，可能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好的理解。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是国民党民主派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组成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一个爱国组织，1943年酝酿形成于重庆，先后大致经历了民主同志座谈会、十人小组的初创和建立中央机构三个阶段。该会宜传爱国民主思想，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合法斗争，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一些国民党民主分子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为不满，他们赞成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产生了建立组织的想法。这年冬，由谭平山邀请朱蕴山、邓初民、李世璋、鲁自诚和甘祠森，组织了一个秘密工作小组。组建这个小组，就是为了加强与各方联系，以推动重庆的民主运动。小组成立后，还请中共方面的董必武参加过一次小组活动并讲话。1943年，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人分别交换意见，决定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之后，郭春涛、许宝驹、高崇民和甘祠森四人在聚会时，商定座谈会只谈国际国内时事、不谈其他，以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作为基本成员，以后由基本成员带人参加，其对象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也可邀请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但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不能参加。当时没有给座谈会定名称，后来定名为「民主同志座谈会」。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有王昆仑、邓初民、高崇民、郭春涛、张志让、李世璋、阎宝航、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孟宪章、陈先舟、胡守愚、甘祠森14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友好，所以很快就有了第二、第三次座谈会国民党民主分子被凝聚在一起。不久，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十人组成的民联筹备小组成立。1943年9月，十人小组第一次会议在重庆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商定了组织的名称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研究讨论并确定了组织路线、政治主张、会员吸收办法和活动方式等。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大会由谭平山主持，郭春涛为大会秘书长。大会通过了政治主张、组织章程等档，还选举了临时干事会以及常务干事，实际工作由郭春涛、许宝驹和甘祠森三人负责，后又加入于振瀛。民联成立后，首先是创刊《民联》杂志，刊登时评，发表政治见解。其次是争取国民党内上层民主分子支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同时注重同兄弟党派和进步团体联合或配合，共同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民联在重庆积极参加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支持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发起的宪政运动。1946年4月5日，民联在重庆召开最后一次常务千事会后，因民联中央负责人和成员大批离开重庆到上海，民联中央在重庆的工作正式结束。
  1947年7月1日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后，民联和其他民主党派被迫完全转入地下。1948年1月1日，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民主派共同发起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成立。因重庆未解放，民联重庆组织仍独立开展活动。1948年4月30日中共著名「五一口号」发布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衷心地一致赞同这个正确的号召，而且积极地督促蒋管区的同志们共同行动来促其实现，并保证其顺利成功」。
  1948年冬，杨杰与甘祠森、黎又霖在重庆经商议后，开了一次时事讨论会。在会上有人提出「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口号，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在重庆，杨杰还与甘祠森、黎又霖商议，把重庆民主派的少数几个负责人组织起来搞一个「转转会」，也就是以「轮流坐庄请客」的方式，讨论时局，交换意见，协调行动。这个「转转会」共开了6次，效果显著。但不幸的是，在杨杰离开重庆3个月后，即1949年8月下旬，黎又霖被捕，9月19日杨杰也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也正因为如此，在政协「天书」大名单中出现民革代表杨杰的名字时，加了黑框。也或许是因为在重庆的民联会员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等均被捕人狱，所以在名单确定上导致民联正式代表空缺一人。而更为不幸的是，在重庆解放前夕，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等均牺牲在渣浮洞，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以后，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会议还决定，民革成立后，仍保留各自组织的民联、民促结束活动，使民革真正成为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统一组织。
  而关于中国致公党代表中空缺一名正式代表和一名候补代表，则有著较为清晰的解释。这一解释来自致公党代表黄鼎臣的参会日记。
  黄鼎臣，1901年出生在广东省惠州府海丰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因出身寒微，他立志学医制药，以疗救世人，1921年到日本学习，1923年考入日本医科专门学校。在校求学期间，黄鼎臣开始接触新思潮，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学说。在参与革命活动中，他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革命，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1927年12月，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黄鼎臣毅然加人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在澳门、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行医的同时，黄鼎臣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主革命活动。」在重庆期间，他被《新华日报》社聘为医药卫生顾问，「之后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组织，曾担任民建重庆分会和民革广东分会委员职务。
  1946年，黄鼎臣加入中国致公党。4月初，他抵达香港，与一些致公党上层进步人士酝酿筹划改组致公党、整顿党务，加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1947年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黄鼎臣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常委兼组训部长。他积极引导和动员致公党成员和广大爱国侨胞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为中国致公党从此走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黄鼎臣参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并代表中国致公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黄鼎臣在参会日记中这样写道：「在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正式代表是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陈演生同志因留守香港总部不能北上，候补代表一人因在广东东江也未能北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中虽空缺三名代表、两名华侨代表姓名最初未详，但不容否认的是，为了这份名单的确定，中共及其各民主党派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正如林伯渠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说：「筹备会是用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确定每一位代表。……以至到开会前一天，个别人选竟还未定下来。」在此情况下，允许缺额表示了对某些党派地位的尊重，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致公党代表列缺的原因。
  （朱彦 漆亚婷 闫树军／文）